2026年3月20日,腾讯内部一纸通知,宣告成立九年的AI实验室正式撤销。这个曾承载着腾讯”AI战略”野心的研究机构,最终被并入混元大模型团队,向首席科学家姚顺雨汇报。副总裁蒋杰退出AI业务线,仅保留其他管理职责。
时间回到2016年。那时,张潼、俞栋等顶尖学者从微软、Facebook归来,在滨海大厦顶层开疆拓土,目标是”让AI无所不在”。九年时间,这个实验室在顶级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逾千篇,专利申请数百项,成为中国工业界AI研究的高地。
然而,就在同一时期,一家名为DeepSeek的公司,仅用两年时间,以200人左右的规模,发布了震动全球开源社区的R1模型,成为AGI时代的现象级玩家。
一个令人困惑的悖论就此浮现:腾讯投入数十亿资金、汇聚数百名顶尖人才、耗费九年光阴,却未能孕育出一个DeepSeek;而幻方量化旗下一个看似”副业”的团队,用更少的钱、更少的人、更短的时间,实现了技术范式的突破。
这不是资源或人才的失败,而是“太成功导致的失败”——平台巨头对现有业务的优化效率越高,对颠覆性创新的”免疫机制”就越强。腾讯养不出DeepSeek不是偶然,是结构性的必然。
腾讯AI实验室的九年,是一部典型的”大公司创新剧本”,其衰落轨迹清晰可见。
2016-2019年,是学术田园的黄金期。 张潼、俞栋、刘霁等顶尖学者云集,三年内在顶级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超千篇。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微信、QQ、《王者荣耀》等产品,看似完成了”产学研”的完美闭环。但隐患已然埋下:这些研究多集中在计算机视觉、语音识别等”赋能型”领域,服务于既有业务的优化,而非探索可能颠覆微信或游戏的全新交互范式。
2020-2023年,在大模型时代逐渐失语。 当OpenAI的GPT架构和Transformer成为全球AI主流时,AI实验室的研究重心仍停留在传统领域。2023年,混元大模型团队在腾讯内部崛起,AI实验室的地位变得尴尬——做基础研究与混元重叠,做应用落地又与业务部门重叠。核心学者开始陆续离职,创新梯队出现断层。
2024-2026年,撤并成为必然。 互联网增长红利见顶,降本增效成为主旋律,长期”高投入、慢产出”的AI实验室被视为成本中心。更关键的是,在元宝等AI应用遭遇市场挫折后,腾讯需要”集中力量办大事”,分散的AI力量必须被整合。九年投入,最终换来的不是DeepSeek式的突破,而是一纸撤并令,人员与成果成为”混元”战时体制的燃料。
这九年的轨迹,完美演绎了”反身性陷阱”:最初为创新而设立的机构,最终因维护既有成功的需要而被牺牲。
要理解这种必然性,需要看到大公司创新中的一个根本矛盾:对现有业务的极致优化,往往会扼杀颠覆自身的可能性。
腾讯的案例完美诠释了这一逻辑。微信和游戏业务取得了空前成功,带来了巨额利润和现金流。为了维护这些”现金牛”,组织的核心目标自然聚焦于如何让微信的广告更精准、让游戏的用户留存更高、让社交生态更稳固。
于是,AI实验室的研究方向被无形地锁定在”赋能现有业务”上:研究计算机视觉优化内容审核,研究语音技术改善游戏NPC交互,研究推荐算法提升广告点击率。这些研究很有价值,但它们都是“渐进式创新”,服务于既有商业模式的优化。
而像DeepSeek所追求的“颠覆式创新”——探索全新的通用模型架构、可能重构交互范式——因其不确定性高、周期长,且可能威胁到微信或游戏现有的地位和商业模式,在组织内部会遭遇本能的排斥或资源倾斜不足。
这不是腾讯”做错了什么”,恰恰是因为它”做对了太多”。对存量业务的极致优化,形成了一套强大的”免疫系统”,使得能够颠覆自身的创新难以在体内存活。当组织中的每个人都基于”保护现有成功”而行动时,集体的理性就变成了创新的非理性。
DeepSeek的成功首先是一种知识生产组织形式的革命。当我们用”军团”比喻其组织时,容易陷入军事化的表面想象——实际上,它更接近“分子团”式的知识密度结构。
隐性知识的传递效率是核心。AI大模型研发的突破往往来自“隐性知识”的碰撞——那些无法被写成文档、无法通过邮件传递、只能在高密度面对面交流中产生的直觉与洞察。DeepSeek的200人团队集中在杭州西溪世纪中心,物理空间的高度集中使得算法工程师可以在白板前即兴推演,架构师可以在走廊偶遇中修正设计。这种“知识密度”是创新溢出的关键。
反观腾讯的”联邦制”,其本质是一种“知识隔离”机制。微信事业群的AI团队在深圳总部,混元团队分布在广州或上海,AI实验室原本在北京与深圳间流动。当组织边界切割了知识流动,创新就变成了“文档化的知识传递”——通过PPT、邮件、会议纪要传递显性的、去情境化的信息。而Transformer架构的改进、MoE路由策略的优化,恰恰需要那些“难以言说的细节”。
更深层的矛盾在于风险-组织匹配。联邦制不仅是管理选择,更是基础设施责任的必然产物——当微信承担13亿用户的”数字水电煤”功能时,必须通过事业群分散化来避免单点故障。这种”风险分散”的组织智慧,在稳定性维度是有效的,但在创新维度却是致命的:它将本应用于突破的认知资源,消耗在了内部防火墙的维护上。
资本的形态进一步锁定了这种结构。DeepSeek背后的幻方量化,其资本性质是“金融套利资本”——来源于量化交易在市场中攫取的套利空间,与实体经济周期、产业现金流、用户增长曲线完全脱钩。这种“脱锚状态”使得资本可以忍受“无回报期”长达五年甚至更久,唯一的KPI是范式突破本身。
腾讯的资本则是“产业循环资本”——严格锚定于微信的广告收入曲线、游戏的付费用户ARPU值、云服务的签约增长率。这种锚定带来了一个致命约束:所有研发投入必须可折现。当资本市场用DCF模型评估腾讯时,AI实验室的”不确定未来收益”必须折算为当下的”业务赋能效果”。这解释了为什么AI实验室不得不追求千篇顶会论文——论文是可见的、可量化的、可向董事会汇报的“折现凭证”,而架构突破的风险是不可折现的。
预算软约束的诅咒在此显现。腾讯拥有近乎无限的算力采购能力,这种”资源丰裕”消除了“硬约束下的优化动力”。DeepSeek的MLA架构之所以诞生,恰恰是因为资源硬约束——无法像OpenAI或腾讯那样购买无限算力,被迫在算法层面”榨干每一滴算力”。这种“约束驱动创新”在历史上早有印证:曼哈顿计划在铀-235稀缺时被迫发展钚-239路线,最终加速了诞生;而拥有无限资源的纳粹德国核能项目,反而陷入了技术路径的犹豫不决。
更深层的差异在于资本的”久期”。幻方量化的资本来源于高频交易的瞬时套利,累积成”无到期日”的长期资本池;腾讯的资本来源于季度性的用户付费与广告点击,天然具有“短久期”特征。当AGI研发需要“超长久期资本”时,产业资本的周期错配就成为了结构性障碍。
这种“组织-资本复合体”的自我锁定,解释了为什么简单的”投入更多资源”无法解决问题。腾讯在2023-2024年间并非没有加大对AI的投入,但由于复合体的锁定,新增资源被“联邦制的协调成本”和“产业资本的折现压力”迅速吸收,转化为更多的中层管理者、更复杂的跨部门会议、更多的PPT汇报,而非架构层面的突破。
历史总是押着相似的韵脚。柯达发明了数码相机,却为保护胶卷业务将其雪藏;诺基亚拥有智能机技术储备,却沉迷于功能机时代的王者地位。它们与今天的腾讯AI实验室共享着同一套逻辑:对现有产品线的极致优化,成为了拥抱新范式的最大障碍。
柯达的化学工程师们并非看不到数字化的未来,而是每卖出一台数码相机,就意味着损失一卷胶卷的利润;诺基亚的塞班团队并非不知道触屏交互的潜力,而是每一部iPhone的崛起,都意味着功能机帝国的崩塌。同样,当腾讯AI实验室的研究人员提出可能”颠覆微信交互范式”的构想时,组织内部的免疫系统启动了——这不是恶意,而是成功企业的生理反应。
然而,历史也提供了另一种可能。贝尔实验室在AT&T垄断时期孕育了晶体管、Unix和C语言,其创新活力恰恰来自垄断利润的滋养。当时的逻辑是:垄断带来超额利润,超额利润支撑长期基础研究,基础研究巩固技术霸权。
但那个范式已经逝去。1984年AT&T被拆分后,短期利润压力立刻扼杀了贝尔实验室的创造力。而今天腾讯面临的困境比贝尔实验室后期更为复杂——它既没有AT&T当年的垄断安逸,又背负着比当年更沉重的社会责任。
既要竞争,又无法像创业公司那样轻装上阵。 互联网红海市场的竞争强度百倍于当年的电信业,资本市场要求季度增长,用户要求持续迭代,腾讯无法像AT&T那样安享垄断利润、从容布局未来。
既要创新,又无法像贝尔实验室那样纯粹。 微信作为社会基础设施,任何技术失误都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。DeepSeek可以每周迭代模型、大胆试错,因为工具出错的成本由用户自担;微信若因AI重构导致支付系统故障,则是社会不可承受之重。
九年AI实验室的裁撤,不应该被简单解读为腾讯的”战略失误”或”组织僵化”。更深层的真相是:当一家私人企业无意中成为社会的基础设施,它就必须在”创新”与”稳定”之间做出不可能的抉择。
腾讯选择了稳定——或者说是被迫选择稳定。因为13亿用户的数字生活、500万中小企业的生计、无数政务系统的运转,都系于微信的不宕机。在这种情境下,“养不出DeepSeek”不是失败,而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——至少从基础设施伦理的角度看。
但这提出了一个更尖锐的问题:如果平台巨头注定因为成为基础设施而丧失创新能力,那么谁来承担下一代基础设施的建设? 如果AGI真的成为新的”社会操作系统”,我们是否应该允许它由DeepSeek这样的私人公司(或OpenAI这样的非营利实体)来掌控?还是应该从一开始就以公共品的方式建设?
也许,九年AI实验室的黄昏,预示着平台资本主义时代的终结——那个由私人企业同时扮演创新者和基础设施提供者双重角色的时代,正在走向尽头。未来的创新可能需要新的组织形态:要么将基础设施”国有化”或”公用事业化”,释放私人部门的创新活力;要么接受基础设施的保守性,让颠覆性创新永远来自外部。
无论如何,腾讯的困境告诉我们:成为国王的代价,是失去浪迹天涯的自由。 当一家科技公司成为社会的基础设施,它就必须接受”稳定即正义”的枷锁——哪怕这意味着,它必须”错过”下一个时代。
腾讯养不出DeepSeek,不是因为它像柯达那样”愚蠢地拒绝未来”,也不是因为它像AT&T那样”被拆分后失去能力”,而是因为它身处一个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困难的境地——它必须在维持13亿人数字生活稳定的同时,完成对自身的颠覆式革命。这种”在飞行中更换引擎”的任务,从来就不是大型基础设施提供者的强项。而下一个颠覆故事,或许正在某个不起眼的车库或公寓里,悄然写下第一行代码。
腾讯裁撤AI实验室并入混元,可能实质是一次“集中力量办大事”的战略聚焦。这并非对实验室九年工作的否定——他们产出的顶尖论文、专利与技术人才,已成为混元大模型的重要“燃料”与行业共同财富。真正的背景是行业已从“技术探索期”进入“产品攻坚期”,腾讯必须将分散的AI力量收束为一股拳头。这不是某个团队的失败,而是形势使然:当大模型竞争进入白热化,任何巨头都不得不选择效率最高的打法。实验室的遗产将在混元体系中延续,而他们的探索精神,仍是中国AI不可或缺的火种。
一个依靠游戏赚钱的公司,怎么会静下心来搞研发。看看它对龙虾的激进就看出其游戏公司的特质。腾讯本质是一家游戏公司。目前淘宝也有变为游戏公司的趋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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